“经师亦是人师”

              惠海鸣

   写费孝通教授的人很多。因此，老先生与诸多名人一样，会有许多“光环”，而且，别人也要“沾光”。这是我从来未写过先生的原因。我怎么写呢？太熟了，反而不好写。外国去了一个月，半生不熟的，回来倒可以长篇大论一翻。朋友叫我写一下费老，我推了很久，最后决定自已怎么想，就怎么写，以平常心来写，一切形容词都不要。

   每年，费孝通教授都要回家乡，我总是能看到他，而他总是要问到我的学习情况。前几天，我刚去吴江看过他。不管有没有旁人在边上，他就问我书写出来了没有？他总是督促我，不许我分心，要我专心做社会调查。我已经54岁了，但他看我，还是不用功的顽皮的小孩。我想，将话岔开，但他不放松，接了问几次，边上看的人都笑了，都说先生的脑子还很清楚。现在先生90 多岁了，先生还是要每天写作和读书。先生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呵！

   和历史、文学等学科相比，社会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成熟的学科，特别在中国，虽然恢复了二十年，但还是不成熟。费老说要补课。他是以身作则，还要读外文书，读他外国老师派克和马林诺斯基的书，说年青时读书不多。近年来，费老发表的“补课”札记就有数十万字。他希望，我们这些学社会学的学生继续努力，不要辜负了这个大变化的好时代。

   今天，我在看北大潘乃谷老师寄来的费老的论文《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这是今年8月份发表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先生的文笔，还是那么优美亲切！别人是代笔代不出来的。例如，我这个老学生就从来没有替他写过。前几年，他还是自已用笔写，还要誊清，直到90年代中期，才自已写大纲或草稿，请人用电脑打出来，再自已修改成文。他用的是普通的园球笔，毛笔是难得用的。题词是被逼出来的，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毛笔字有多好。有次，他被逼得生气了，说我不管，你们拿去好了，象是小孩子被逼了做功课。先生自豪的是他的文章。有次，我看着他长满汗毛的手，心里想这只手写了多少文章！460万字的《费孝通全集》还不是全部！我知道还漏掉一些。

   我是1985年在附中校庆，第一次见到费老的。他谈到，读振华女中时，他是唯一的男生。当时，他老是生病，人又长得小，妈妈怕被男生欺负，就送到女校；王季玉校长对他又是多么关心。他谈得很幽默，我一下子就喜欢他这个老头了。早在60年代，我就读过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虽然此文当时是列入《社会主义教育教程》一书，作为“右派”的反面文章，但我喜欢他的文笔，如同我喜欢何其芳的文章一样。于是，我就想跟他读书。

   1986年我报考北大博士生，因为临阵前怯场，没有去。1987年再去，结果考上了。到北京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北大潘乃谷老师，知道先生家的电话后，打通了。先生没有接电话，叫人说，考试后，再说。三天后，我到民族学院的公寓楼里见到了先生。我是马马虎虎的，没有什么见面礼，只是说我喜欢他的文章，所以要跟他学习，又一次说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但先生没有响。后来，1992年我跟他到杭州，去西湖游览。他才跟我讲了来龙去脉。这是他的‘心病’，虽然早解开了，但也不轻易说的。1956年，发表的还有《为西湖不平》一文，批评了西湖周围都是名人的坟墓，把岳飞搞成一个低级官僚的样子，行文才气绝顶，毛主席看了拍案叫绝。以后接见时说，我在北戴河看了你的文章后，马上就想用飞机接你来一叙。

   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除了学英语和其他功课外，我找到先生的《CHINA　GENTRY》（中国绅士）一书。这是195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我是从外国人赠送的乱书堆中找到的。北大图书馆和先生自已都没有。先生见了，就想要，但我抢了过来，先睹为快。在这一年里，我将此书粗译了出来。但先生一直不同意发表，有次晚上还亲自打电话给我，除了我的翻译问题外，他有难言之衷。但此书的方法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如临帖一样。我们一直注意乡镇企业家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分层问题，以及目前的个体户入党问题。这的确是中国目前社会变化的关键。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是先行一步的。

   1988年我在昆山调查我以前插队的村子。1989年先生也到昆山，还到了石牌镇上，还说要跟我到村子里去。当时，公路不通，没有去成。先生教我深入最底层，和最普通的人朋友。这在社会学上叫田野工作。当时，南北村还是集体办厂，吃大锅饭的弊病已经很明显。我的博士论文对此做了忠实的结录。如果不做，现在就做不到了。先生对此有评语。南北村先后经过三个村书记，有种种问题，后来又改制，工厂变成个人的。村里还是农业为主，又变为养鱼为主。大多数年青人都进县城了。往事如烟云。但我们的研究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聪明和非凡的观察力。他到昆山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开发区，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新发展。他热情地写信给当时全国人大的主要负负人，表示支持。在国家级领导人中间，他是第一个表态的。这也影响到我观察昆山开发区时，总是把它和周围乡镇的发展问题和农民生活联系起来看。这样就比较全面和准确些。先生对周庄的发展也是早看一步。1988年，周庄很穷，沈厅是破破烂烂，不入时人眼。我请先生题词，先生马上就写了，当时有些人还不理解。　

   1990年代，先生几次到苏州，又注意到苏州新区和园区。先生也是作为国家级领导人中第一个题词的。对新加坡工业园区。先生一直非常注意，他说这种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他对新加坡软件在中国的应用，一直很有兴趣。1996年他说，不能只看到钱，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面意义。当然，租界的旧概念不符合实际，但新的概念还没有出来。大家都要有很丰富的知识，眼光要远大，预料是困难的，但是要跟上。我们应看得比较全面，比较有深度一些。人类进入一个新世纪，世界性的条件都出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工业园区为什么放到苏州？新加坡在无锡、山东都有投资，但中心在苏州。全球的风水在苏州。以前的人怎么看风水的？这里说的是指地理区位。但对不起他的是，我借来的一本李光耀《回忆录》一直没有借给他看。有次说起此书，先生急了要看。“苏南模式”的变化，其实先生在他提出的“温州模式”、“东莞模式”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三种模式正有混合的趋向。中国之大，变化之快，真令调查的人跟不上。90多岁的先生当然是顾不到了。将这个变化的过程写出来，是我们的责任。

   先生的学生很多，“桃李满天下”。朱镕基总理也是他的学生。1990年，我跟先生到上海，当时朱镕基是市委书记，见面就说，“我在清华大学听过你的课”。但先生从来不说，连他的家里人也不知道。　

   先生为人真诚坦率，我说话有时不知高底，他从不生气，更没有架子，总是和人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他和蔼可亲，但个性也有倔强的一面。他喜欢吃花生米、红烧肉，人老了，又这么胖，还是喜欢吃肥肉；他不喜豪华，生活朴素，有次他在上海，不要在锦江饭店里录像，说这里太好了，不符合我的实际。他有一条皮带用了很久，很难看了，还在用，大概买不到吧。他要重读年青时喜欢的龚自珍的诗文集和顾炎武《日知录》。龚自珍和顾炎武两公的书，我给他买到了，送给他，他还要给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