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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苏州出了一名权倾朝野的宰相，他就是丁谓。丁谓，字谓之。北宋乾德四年，也就是公元966年，丁谓出生在两浙路苏州府长洲县大郎桥巷，大郎桥巷就是现在的苏州城里的建新巷，东头连着平江路，西面连着临顿路。丁谓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多才多艺，，《宋史?丁谓传》说“谓机敏有智谋，憸狡过人，文字累数千百言，一览辄诵……善谈笑，尤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奕、音律，无不洞晓”，每到洗澡日也就是官员休假日，大会宾客，任宾客随意展示才艺，丁谓都能从容接招，没有谁能难住他。时人称他文追韩（愈）、柳（宗元），诗似杜甫，这似乎有点夸张，但精于诗词文章是不错的；除了有才，他又是一个极富才干的行政管理者和理财高手，任职于北宋朝廷，任劳任怨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弄权的阴谋家，十分奸滑，装神弄鬼，糊弄皇帝，打击异已，历史上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站在建新巷口连着平江路的思婆桥上，眺望那早已物是人非的幽深小巷，不由地一声叹息，丁谓，想说爱你不容易。
二甲头名峥嵘初露
丁谓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祖上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祖父丁守节，与范仲淹曾祖范梦龄同是五代吴越国中吴军节度使钱文奉（钱镠之孙）的幕僚，任节度推官，其子孙就此定居苏州。
丁谓自小长得丑陃，斜眼，尖嘴猴腮，但机敏聪颖，“书过目辄不忘”，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个天才式人物，更可贵的是除了有才，还十分勤奋好学
。童年时的丁谓并不好学，仗着自已的聪明，顽劣异常，其父找了一个姓傅的先生管教他，傅先生果然不负重托，手段严厉，促使丁谓养成勤奋好学的好习惯，使丁谓一生受益不尽。后来丁渭去拜访郁先生时说：“自己少时狭劣，多亏先生教诲，痛加夏楚，使某得以成立。”这里“夏楚”就是教鞭，看样子，少时丁谓没少挨老师的打；经常饱受老师胖揍的丁谓发达后并不记仇，反而感念老师的严厉，使自已成才。郁先生死后，丁谓还特地派人处理后事，“为棺殓葬，埋之物甚厚”。
丁谓虽然其貌不扬，但因太有才了，自然便有好姻缘。丁谓的父亲丁颢在泾州（今属甘肃省）做官，其同僚窦偁见到丁谓，倍加赞赏，便把自已的女儿许给了他。丁颢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丁谓的老丈人窦偁却不简单。
窦偁（924年～982年），字日章，蓟州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人，后汉乾祐进士，官至北宋副宰相。
丁谓很幸运，除了有一个大官老丈人，在他迈向仕途的道路上还遇到了一位贵人，贵人就是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
王禹偁（954年～1001年）北宋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翰林学士，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
王禹偁曾任长洲县令，丁谓与另一个青年才子孙何以文章拜谒；这在古代很流行，学子拜谒文学泰斗，指望得到认可是科举的敲门砖。丁谓、孙何两人的确有才，文章很入王禹偁法眼，王禹偁大加赞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赋诗感叹道：“五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把二人比作韩愈、柳宗元，说他们的文章“似六经”，年纪轻轻就“可修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王禹偁后来曾称丁谓是“今之巨儒”，这样的夸赞出自一个泰斗式人物之口，丁谓自然被世人所看重。
不过，平心而论，王禹偁的夸赞有点过了，无论孙何还是丁谓，其文学地位远非韩、柳可比。王禹偁如此夸赞丁谓，一方面丁谓文章确实优秀，一方面可能是看丁谓老丈人窦偁的面子。
有了王禹偁的点评，丁谓、孙何未出道便名滿天下，很可能影响到了他俩的科举考试。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丁谓、孙何参加了科举考试，宋太宗时科举考卷实行糊名制度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尚未实行；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就是要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封住或者裁去，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
糊名制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正实施，那时丁谓、孙何早已高中进士，位列朝廷重臣了。因此丁、孙两人科举时，阅卷考官难免不受王禹偁及社会舆论的影响，一看考卷上两人高姓大名，这是当代的韩愈、柳宗元啊，不给高分不合适。
是年，32岁的丁谓如愿以偿，以二甲头名高中进士，二甲头名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之后的第四名，丁谓同学的高考成绩着实了得，不过他的小伙伴孙何更牛，一举摘得状元。
孙何（961年～1004年）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字汉公。是宋朝第一个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人物。孙何十岁识音韵，十五岁能写文章，才情极高，与丁渭一南一北，齐名天下，时人称为“孙丁”。可惜的是天妒英才，孙何四十四岁便抱病而亡，否则丁谓日后很可能与他化友为敌，成为朝廷争斗的对手；反目成仇这一点丁谓很在行，丁谓的朋友都是短暂的，最后皆以翻脸而告终，就连有知遇之恩的王禹偁与他也渐生缝隙，远他而去，这是后话。
丁谓高中进士后，可谓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从此丁谓峥嵘初露，开始走进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行政干才财经专家
丁谓第一个正式官职是饶州通判，管得是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是州的第二把手；后来历任地方和中央的各种官职，丁谓的确是当官的料，行政能力超强，也是理财高手，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小事务，往往一语中的，处理问题快刀斩乱麻，效率极高。宋史记载，：“案牍繁委，吏久难解者，（谓）一言判之，众皆释然。”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益州王均领兵叛乱，此事件让丁谓声名鹊起。为了平叛，朝廷调集施州（今湖北恩施市）、黔州（今四川彭水县）、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溪州（今湖南湘西自治州）等地蛮族武装剿匪，结果匪没被剿灭，这些蛮族武装却趁机作乱，占山为王成了土匪。
此时皇上想起了丁谓，派遣丁谓前往处置。丁谓果然不负皇恩，面对这群凶神恶煞之徒，丁谓不特没有兵戎相见，一介书生轻车简从，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土匪窝，向蛮族奠长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承诺只要及早回头，朝廷既往不咎，同时还送给他们许多锦袍、银帛。丁谓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兵不血刃，平定了叛乱，奠长们感动而落泪，勒铭石柱为盟，誓言“不敢犯边”世世代代贡奉朝廷，效忠朝廷。
平叛后，丁谓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颇有三国诸葛亮的风范。他发现少数民族叛乱的诱因是缺盐而引发，当地粮食却十分丰饶，丁谓便采用以盐换粮的办法，一举两得，既解决朝廷驻军千里迢迢从内地输送军粮的劳苦，又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吃盐的困难，当地少数民族因此得益十分高兴。他又奏准黔南边民养的马，可以到市场上自由交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他曾亲自规划经营建筑夔州城寨，以增强边防。他还指挥高溪两州少数民族武装讨伐入侵叛乱者，拯救被俘汉民四百余口。由于丁谓太能干了，以致于朝廷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接任他，丁谓在当地一干就是五年。朝廷最后让丁谓自荐接班人，丁谓才回到中央，担任代理三司盐铁副使。宋真宗对丁谓治理边地的本领很欣赏，曾问丁谓，如何才能使边防久远安宁。丁谓回答说：“只要朝廷所派的官，不邀功生事，以安静为胜，就能安宁无事。”由此可见，丁谓深得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真谛，一个封建官吏，能有如此见识和作为难能可贵。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为了生态平衡，曾在许多围湖造田的地方开展退田还湖，千万别以为这是当代人的创举，实际上一千年前，丁谓就干过退湖还田的事。
天禧元年（1018年），丁谓兼任升州（今南京）知州。丁谓是个爱琢磨的人，绝不会亦步亦趋照走前人的路。升州城北后湖因多年得不到治理，变成了旱湖，前任知州灵机一动，将干涸的湖底开成田，共有76顷，租给百姓耕种，每年可得税赋500余贯。别人都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丁谓却认为不妥。不知道丁谓是否考虑到生态平衡，总之丁谓干了退湖还田的事。首先他减免百姓税赋，收回旱湖，其次组织开挖治理，退田还湖。结果是后湖复活，他又组织百姓种菱植莲养鱼，增加收入，如遇旱涝灾害，后湖则起到了调节作用。
丁谓是宋朝著名的经济专家，早在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就展现了管理经济的才能；宋真宗也算是知人善任，长期让丁谓担任三司职务，直至掌管大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景德元年（1004年），经历了与辽国长期战争，宋辽两国好不容易签订了和平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战后大宋王朝恢复生产、安抚灾民以及支付辽国岁币，处处需要用钱。景德二年（1005年）丁谓担任三司使，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丁谓十分敬业。面对财政支出困难，他采取了多项开源创收措施，上任一月就用四川官府积存的盐、粮换取百姓生产的丝帛，转运至外地销售获利。上任不到半年主编了《三司新编欶》十六卷，规范了大宋王朝的财经制度。他写了《景德农田欶》，建议朝廷在全国各路专设劝农使一职，指导农业生产，由各路转运使兼理，促进了全国农业发展。
很能体现丁谓经济才能的有两件事，一件颇受称道，一件饱受诟病。当时全国粮赋十分混乱，每年征收数量不一，并随意加码，百姓苦不堪言。丁谓担任三司使后，专门调查，制定相应政策，并奏议以咸平六年户口和财赋收入为标准，此后每年按此数据征收，并报朝廷备案，以利国计民生。朝廷准奏，下诏褒奖。任职期间，丁谓还编写了不少反映宋初财政状况，采取应对策略的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是《景德会计录》，成为后人研究宋代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
宋真宗时期，宋朝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史称“咸平之治”，这除了天时地利，也离不开财经专家丁谓的运筹帷幄。国家有了一定实力，好大喜功的宋真宗开始想入非非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想干彪炳史册的大事泰山封禅。此时，北宋的两个宰相王钦若和王旦粉墨登场了。
王钦若（962年～1025年），字定国，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东门王家）人，此人历史评价不高。
王旦（957牛～1017年），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
王钦若是撺掇宋真宗封禅的始作俑者，王旦起初却以缄默表示反对。真宗与王钦若一商量，先由王钦若登门说服王旦，然后宋真宗亲自出马，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回去同家人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里面盛的全是上好珍珠。从此，君臣心照不宣，王旦成了封禅之事的带头人。三月间即由王旦牵头，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上表请求真宗封禅。
封禅大事既定，下面就是经费问题，问财政总管丁谓，丁谓胸有成竹，回答了一句“大计有余”，意思是不差钱。宋真宗很高兴，封王旦为禅大礼使，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丁谓负责计度财用。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开始了自秦始皇封禅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帝皇封禅活动。
宋真宗的这次封禅，皇亲国戚，大小官员、各国使节、士卒杂役等等近万人，从汴京到泰山浩浩荡历时十九天，开销可谓巨大。不得不佩服丁谓的经济头脑，如此大型活动竟没用国库一分钱。丁谓首先以三司名义向国库暂借十万两白银作启动资金，然后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型赞助活动，他下令各地大小官府均限时限刻运送钱物到泰山，各地官员为能追随皇上参加如此盛典，无不遵命执行。结果封禅耗费钱财高达800余万贯，丁谓没花国库一份钱，靠得全是拉赞助，做到了他向宋真宗“大计有余”的承诺，让那些以靡费国家财力反对封禅的大臣们嘡目结舌。不过丁谓虽然没动用国库的钱，花的800余万贯巨资归根结底还是天下苍生的血汗钱，因此历史上饱受诟病。
在此封禅活动中，每天都要发给士卒、杂役工钱，宋时流通赁币是铜钱，携带十分不便；才华超群的丁谓设立了“随驾使钱头子司”也就是临时银行，发明了一种类似于现代银行支票的纸质凭证，让士卒杂役们回去后到当地官府换取现钱，在古代这绝对是一种金融创新，由此可见丁谓太有才了。
聪明绝顶足智多谋
丁谓聪明，有急智，且饱读诗书装了一肚子墨水。丁谓在广东任官时手下有个衙役叫崔庆成，到外地出差，有人给他出了个谜语猜不出来,回来后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有人建议说丁谓丁大人脑袋瓜子好使，可以去找他。崔庆成就编了个鬼怪故事找到丁谓,说自己出差时碰到女鬼,说了四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请丁大人指教,四句话是“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丁谓不假思索随口即答，：“川中狗就是蜀犬，合为‘独’(繁体字独)；百姓眼就是民目合为‘眠’；马扑儿（宋时瓜子的俗名）是瓜子合为‘孤’；御厨饭就是官食，合为‘馆’。意思是独眠孤馆。”这就是崔庆成一个人出差住宿的真实写照，惊得崔庆成半天合不拢嘴。
有一天，宋真宗大宴群臣，酒过三巡，皇上突发奇问“众爱卿，唐朝的酒多少钱一斗？”此话一出，众大臣面面相觑，众说纷纭，但都无佐证。唯独丁谓回答：“盛唐酒价，每斗三百文。有杜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两句诗出自杜甫的一首较冷辟的《逼仄行赠毕曜》，宋真宗听了深以为然，笑着赞赏道：“人称杜甫诗为诗史，众爱卿要像丁爱卿一样，多读读杜诗，从中可以学到许多治国理财的道理。”实际上，唐诗论酒价的很多，李白有“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有“新丰美酒斗十千”，陆龟蒙有“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等等。不过这些诗句都是浪漫主义的象佂，一斗酒十千钱未免太贵了，而杜甫诗流露的是囊中羞涩的窘境，因此斗酒三百更接近现实。
有一天宋真宗与嫔妃们在御花园里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到。本来没钓到鱼不是个事儿，可要命的是宋真宗邀请了一班文武大臣观看，众目睽睽之下皇帝脸上挂不住了。领导不高兴了，这个问题很严重，大臣们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丁谓笑盈盈地跑上去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这个马屁拍得既及时又高雅，哄得皇上笑逐颜开，将两句诗反复吟咏再三。
丁谓毕竟不是一个弄臣，哄皇上高兴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更能体现他的足智多谋。
景德四年（1007年），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进犯中原，兵锋直指山东河南一带。宋真宗任命丁谓为郓州知府，兼齐州、濮州等州安抚使，一句话，契丹进犯地区的全权军政长官。契丹铁骑席卷黄河以北，百姓惊恐万分，蜂拥至黄河杨刘渡口，以图逃往黄河以南。杨刘渡即今山东省东阿县杨柳村，古代是黄河重要渡口，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发生多次战争。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偏偏黄河船民无良，趁机发国难财，狮子大开口死要钱。丁谓急中生智，取监狱内死囚罪犯若干人，化妆成船民，诛杀于渡船，船民惊惧，无不老老实实，难民皆顺利渡河。丁谓又搞了一次疑兵阵，令百姓佇立岸边手执旗帜，猛擂战鼓，敲击刁斗，一时间黄河岸边声震如雷于百里之外，契丹大军不知虚实引兵而退，丁谓再一次兵不血刃取得保卫战的胜利。取得战场胜利后，丁谓又开展了一场肃清契丹潜伏间谍的运动，先是捕杀了一名叫马珠勒格的契丹间谍首领，又四处辑拿其同党，维护了境内安全。
丁谓是干一行专一行的典范，平定少数民族叛乱，他在行；治理地方，他在行；发展经济理财，他在行；皇上令他负责工程建设，他同样在行。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泰山封禅以后，真以为大宋王朝钱多得取之不竭用之不完，又要营造玉清昭应宫，许多大臣反对。宋真宗问计于丁谓，丁谓是怂恿宋真宗大搞迷信的主，自然赞成，出主意道：“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果然，以王旦为首的反对者，再也不敢多言，反对造宫等于反对皇上祈福皇子皇孙，谁还趟这混水？
宋真宋任命丁谓为修玉清昭应宫使，负责工程建设。昭应宫规模庞大，原计划工期十五年，结果在丁谓的指挥下仅用了七年就完成了。史料未记载丁谓采取了什么手段，但一定是发挥了丁谓的聪明才智。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这部中国古代科技史巨著中详细记载了丁谓主持的另一次皇家建设工程。
公元1015年，大内皇城失火，烧得皇宫面目全非。修建皇宫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丁谓头上。这一次工程，堪称运用统等管理的经典，在当今大学课堂上，常被当作教学案例引用。
聪明的丁谓管理工程不走寻常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命人将皇宫前的大街挖成河渠，直通京城附近汴河，运送建设材料的船只可直抵工程现场，开渠挖出的土用来烧砖。等工程基本完工，将灰土瓦砾等工程废料填进河渠，重造一条大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不吝赞美之词，赞扬丁谓“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为国为民省下了大笔银子。丁谓的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有一个文人魏泰，字道辅，襄阳人。出身世族。其姐道国夫人是北宋著名词人，姐夫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布官至宰相。魏泰此人是个文痞，有才但贵而不仁，恃仗姐夫权势，从小逞强好斗，晚年横行乡里；当年参加科举时竟在考场殴打考官几死。著有《东轩笔录》十五卷，其中记载了宋仁宗时代丁谓搞了一次个人房地产投资。
丁谓在京城一条名冰柜街的地方购了一块地，冰柜街从字面上看估计是储存夏季用冰的集散地。冰柜街有几大特点，一是地势低洼，二是临近城门保康门，但不是大道；如此偏辟之地，地价是极低的。世人都认为丁谓此举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岂料丁谓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冰柜街上有一集禧观，丁谓命人在观旁挖了一人工湖，这项工程既美化环境，又有利于道观消防安全，挖出来的土拉回自家垫地基，解决了地势低洼问题。紧接着奏请皇上，为疏导交通建一条大道。至此冰柜街由冷僻转为繁华，而丁宅己占据中心位置，丁谓之精明让人叹为观止。
才高八斗建树良多
丁谓才华横溢，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甚丰，但遗憾的是因为后人对其品行评价不高，影响了他的著作传世，丁谓所著《丁谓集》8卷、《虎丘集》50卷、《刀笔集》2卷、《青衿集》3卷、《知命集》1卷，《晋公集》、《晋公谈录》、《丁晋公词》，大多流佚，尚存于世的不多，其中《景德会计录》是研究北宋经济的重要文献。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17位宋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杨亿（974—1020）北宋文学家，官至工部侍郎。丁谓作为诗人也参与唱和，总集中亦有丁谓若干诗作，其中一首《荷花》诗，清新脱俗。不过丁谓与杨亿互为政治对手，再加上丁谓的诗风更接近杜诗，两人因此逐渐疏远，丁谓也淡出西昆流派。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王禹偁很看重丁谓的诗才，说丁谓诗有杜诗之风，虽说有溢美之谦，但也接近现实。早年的丁谓勤政爱民，曾作为廉访使到泉州，听说当地一种植物刺桐如果先发叶后开花，一定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就写下了著名的《咏泉州刺桐》诗：“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发始年丰。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表达了诗人的爱民情怀。
除丁诗文成就，丁谓还在两个领域作出了杰献，一个是北苑贡茶，一个是海南沉香。
北苑贡茶始于南唐，主要产于福建，南唐设专门机构管理。南唐降宋后，北宋王朝全盘接受，福建渐成国家茶叶中心。北宋时茶的经济地位很重要，对茶实行国家专营，私人不得买卖，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宋大宗对西夏作战时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的物资之一就有茶叶，最后西夏被迫求和，禁茶也起了作用。宋太宗时期四川发生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中央政府茶政管理欠妥也是诱因之一，可见茶叶在宋时地位之重。北苑贡茶自南宋灭亡后逐渐凋敝，但据后代研究者分析，北苑茶即乌龙茶前身也。
宋真宗咸平年间，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管理茶政，包括为皇室监造北苑贡茶。丁谓管理福建茶政时间虽短，但工作出色。为监造皇室御茶，他潜心研究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规范了北苑贡茶团饼茶的采制工艺，统一了团茶规格，一斤八饼，并起了“大龙凤团”茶这个吉祥称号，使北苑龙凤团茶在北宋名倾天下。
第二件事，著书立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制茶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团饼茶的生产经验，写出了对团茶生产起重要指导作用的茶学专著《北苑茶录》。《郡斋读书志》第十二卷中说丁谓和他的《茶录》：“监督州吏，创造规模，精致严谨。录其园焙之数，图绘器具，及叙采制入项法式”。可见，《北苑茶录》不仅记叙了茶焙的数目、所在地，以及采摘、焙制、上贡的经过等，还绘制了制茶的器具图。正因为丁谓的《北苑茶录》，北苑御茶很快就闻名遐迩。
第三件事，三是为北苑御茶作诗题序：除了著书，丁谓还创作了许多赞颂北苑御茶的诗，其中《北苑焙新茶》是最出色的：这首诗是一个绝好的广告，诗中描写了北苑茶采摘、焙制、包装、运输、上贡、品尝的情景，既突出地区优势，又突出产品品质，赞美它是最佳的贡御之茶，是为福建增添光彩的“天产”。
更有价值的是丁谓给诗写了序，序曰：“天下产茶者七十郡半，每岁入贡，皆以社前、火前为名，悉无其实。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发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入贡。工甚大，造甚精，皆载于所撰《建安茶录》，仍作诗以大其事。”是闽茶历史的早期记录。
当时丁谓精工制作了四十饼大龙凤团北苑贡茶进献朝廷，宋太宗品尝龙颜大悦。
若干年后，大文学家苏轼对此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诗暗讽此事，诗中有两句：“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前丁就是丁谓，后蔡指得是蔡襄。蔡襄（1012－1067），字君谟，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专家。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丁谓大龙凤团茶的基础上创造了每斤二十饼的小龙凤团茶，同样受到了朝廷的赏识。
丁谓对海南沉香作出的贡献，是在他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晚年的丁谓在权力斗争中败北，贬官海南。古代海南对内地主要交易交易商品有沉香，丁谓谪居崖州三年，在通盘了解海南沉香的基础上撰写了《天香传》，被收录于《四库全书》，流传至今，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丁谓在《天香传》中详述了中国用香历史、产香地区、香材优劣，是对沉香进行专著评鉴的第一人。在丁谓看来，“海南出香至多”，质量好，而且十分赞赏黎人对沉香不竭泽而渔的态度。他认为：第一、以黎母山所产最佳，甲于天下。第二、黎人以耕种为主业，不以采香为专利，所以取之有度。第三、采香季节只在冬天。第四、海南香珍贵与质优之因在于不妄剪伐，待自然成香后采集，非速成方式。丁谓从气味、外观、生成等方面将海南香分为四类十二状，奠定沉香之分类与品级，体现了他对海南香研究之深。《天香传》成为研究海南古代风物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丁谓因此成为了对沉香进行评鉴和为海南沉香立传的第一人。《天香传》也被宋元之后众家香谱所载，成为研究中医药用之沉香不可或缺的文献。
大搞迷信蛊惑皇帝
丁谓最受历史诟病的是大搞迷信蛊惑皇帝，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丁谓本人相信神鬼之说，二是邀宠皇上的需要。
丁谓笃信道教，在治国理政时他吸取了道教中积极的一面，但在其它领域，道教对其的影响绝对负面。丁谓好迷信，表现在一是占卜，二是祈禳求福之事，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明代苏州有一个百岁老人袁褧写了一本专记南北两宋都城佚闻的笔纪《枫窗小牍》，后代史学界常将此作为正史佐证。
书中记载：“丁谓倾意以媚莱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禨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意思是丁谓想升官巴结寇准，但没成。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大平兴国五年进士，是王旦的同年，官至宰相，在宋辽澶渊之盟中居高至伟。
丁谓早晚占卜吉凶是每天必做的功课，为了预知吉凶甚至不顾宰相体面窃听他人私语，可见丁谓笃信巫蛊占卜之术。既然丁谓有此爱好或者是迷信，就有人投其所好。《枫窗小牍》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无业游民叫于庆，穷困潦倒，又不想吃苦，求助于一老儒生，老儒支招，让他改名丁宜禄，投靠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丁谓门下谋营生。丁谓听说叫“丁宜禄”的人来投靠，果然大喜，“宜禄”意思是适宜升官，这名字太吉祥了，立马收为心腹。于庆到来不足一月，机缘巧合丁谓被提拔为宰相，于庆从此成了宰相府的红人，，不到一年，原本身无分文的于庆家财万贯。
丁谓占卜是迷信，而其自称是丁今威之后，在自家庭院建仙游亭、仙游洞；则不仅是糊弄自已，也是妖言惑众了。丁今威是道教崇奉的古代仙人，据《逍遥墟经》卷一记载，成仙后化为仙鹤。丁谓既然是鹤仙人之后，尊崇仙鹤也就不足为怪了；担任玉清昭应宫使时，每逢主持醮祭，必报皇上有仙鹤群舞于殿堂，被世人讥为“鹤相”。寇准贬官陕州，有一天与僚属坐于亭中赏景，忽见一群乌鸦咶噪飞过，寇准笑道：丁谓见此情形，必说是群鹤飞舞。
丁谓在宋真宗手下当差时间最长，君臣两人可谓惺惺相惜，何也？因宋真宗同样笃信道教，同样热衷占卜求卦天降福瑞此类的荒诞。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丁谓为讨好皇帝编造了许多所谓的福瑞。真宗到亳州谒太清宫时，丁谓特献白鹿一头、灵芝9．5万只；白鹿是道教的瑞兽，灵芝既是吉祥物又是道教推崇的延年益寿补品。宋真宗从泰山封禅回到充州时，丁谓将当地小孩子玩的一只小乌龟，指为瑞物献给皇帝，并载入史册。
糊弄宋真宗的事情丁谓没少干，不过当时北宋朝延里充斥着笃信天书示福示警之类的荒诞，编造天书如何如何糊弄宋真宗，王钦若王旦都干过，就连历史上绝对正面形象的寇准也干过。宋真宗死后，实际掌管北宋朝政的刘太后精明，不信天书之类的鬼话，丁谓这一套碰了壁。女道士刘德妙是装神弄鬼的巫师，成了丁谓家的座上客，甚至成了丁谓儿子的情妇。刘德妙进宫献给刘太后一只乌龟，说是此龟非同凡响，是老上太君化身，出自丁谓宅中山洞，这套鬼话就是丁谓教唆。岂料刘太后不买帐，反而据此拘捕了刘德妙，最后殃及丁谓。
勾心斗角宦海浮沉
丁谓宦海浮沉几十年，是勾心斗角政治斗争的高手，在他担任副宰相以后，可以说在整个宋真宗一朝鲜有对手。
寇准是第一个丁谓斗争的宰相级政治人物，寇、丁两人关系比较特殊，初期两人关系不错，朝廷上下都认为两人是一伙的，但两人以朋友开始，最后以反目为仇结束。两人关系印证了一句话，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寇准是少年得志，19岁便高中进士，29岁官至副宰相，而天才丁谓29岁还在寒窗苦读，比起寇准则是大器晚成了。寇准十分欣赏丁谓的才华，希望能提携他。宋真宗朝早期，李沆为副宰相，寇准建议重用丁谓，李沆不以为然，还警告寇准小心提防丁谓。
天禧三年（1019年），宋真宗对朝廷行政机构人事作了一次重大调整，他让寇准二次出山担任同平章事（宰相），丁谓担任寇准的副手，再度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免去寇准老对头王钦若的宰相职务。历史对寇准的评价十分正面，认为此公为人正直，尤其喜欢拿丁谓作比较。实际上，真实的寇准具有多面性，此公直则直矣，而正则未必。天禧三年寇准再次出任宰相，采用了不道德的欺骗手段，他听从了女婿王曙的建议，由亲信朱能和宦官周怀政一手策划炮制了天书，宋真宗明知是假，谘询寇准同年王旦如何让天下人信天书，王旦说寇准以不信天书著称，今天书由寇准发现，天下人必信，使得皇上龙颜大悦，遂定寇准为相。寇准手下谋士为寇准定下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上任途中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承认做假，下策是走马上任；寇准最终还是采取了下策赴朝廷当宰相了。
宋真宗知道寇准难以与人合作，他认为丁谓与寇准关系不错，因此让丁谓作寇准副手，殊料，两人由于这次结合遂成生死对头。有一天，朝中宴会，寇准喝汤的时候，没注意汤汁沾在了胡须上。坐在边上的丁谓急忙起身为寇准擦胡子，寇准笑日“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一句话弄得丁谓羞愧难当，下不来台。这就是汉浯词汇“溜须”的由来，据说丁谓从此成了寇准政治上的敌手，不过两人反目为仇绝不会仅仅是“溜须”而已。
孔夫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很快寇、丁两人的矛盾逐渐升级，寇准不屑丁谓的祥瑞之类的伎俩，丁谓也不滿寇准的刚愎自用；两个都太有才了，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两人合作半年，赏识寇、丁两人的宋真宗为避免矛盾激化，将丁谓升任枢密使，从寇准身边调离。同时任枢密使的还有曹利用，丁谓与一直饱受寇准羞辱的曹利用很快结成反寇统一战线。
曹利用(?-1029年)，武人出身的北宋大臣。赵州宁晋(今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人，字用之。曹利用历史上最大的功绩是作为北宋谈判代表与辽国签订了不割地，只付岁币三十万的澶渊之盟，换取了宋辽之间近百年的和平。曹利用谈判前，宋真宗召见，密告之谈判底线：不割地，可予岁币一百万。时任宰相的寇准知道后威胁曹利用，只许三十万，否则杀你的头。曹利用大惧，吓得两腿直抖，谈判中据理力争，终于获得滿意效果。回朝后，宋真宗问岁币几何？这曹利用也逗，举起三个指头，宋真宗长叹一声：“三百万！罢了，只要不割地就行。”曹利用这才告诉宋真宗是三十万，宋真宗大喜过望，从此重用曹利用。后来寇准担任枢密使，曹利用是枢密副使，寇准很是轻视曹利用，两人稍有意见不合，寇准叱责曰：“君一武夫耳，岂能解国家大体？”
晚年的宋真宗疾病缠身，朝政逐渐由献明肃皇后刘娥主持。刘娥（968年～1033年），这个女人不寻常，精明强干，是北宋第一个摄政的女人，历史上常与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史书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刘娥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她出身于四川一军人世家，其父早亡，家道中落后论落为戏子，由于嗓音甜美，容貌姣好很快走红娱乐圈，在京城演出时，十四岁的皇子赵恒一见钟情娶回王府，宋太宗知道后勒令赵恒撵走刘娥，赵恒则秘密将刘娥藏匿，直至赵恒继位皇帝即宋真宗，刘娥则成为贵妃。在前两任皇后不幸病故后，刘娥这个昔日的戏子终于成为大宋皇朝的国母。她一生未育，把李宸妃的儿子作为自已所生，这就是戏文“狸猫换太子”的原型。难能可贵的是刘娥心胸宽大，大权在握的她对宋真宗的嫔妃，生前厚待死后厚葬，全无吕周二人对待情敌的狠毒。
寇准与刘后关系不睦，起因是当初宋真宗欲立刘娥为皇后时，寇准以刘娥出身低微表示反对，丁谓对宋真宗的意愿总是迎合为主，自然站在皇上也就是刘娥一边；实际上寇准未能看清形势，宋真宗真心爱着刘娥，刘娥成为皇后顺利成章，反对只是徒然树敌而已。
宋真宗病重，此时寇准等一些元老重臣反对刘娥干预朝政，主张让太子监国，公然挑战刘后的权威，而刘后倚重的就是丁谓曹利用等人，两大集团到了剑拔驽张的地步，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为了打破这种均势，天禧四年那两个为推寇准出山伪造天书的巡检朱能、宦官周怀政策动了一次未遂政变，政变的目的是让太子监国，寇准等大臣辅政；尊宋真宗为太上皇，废黜刘后；诛杀丁谓、曹利用等人。但是丁谓、曹利用情报工作做得好，另一个宦官雷允恭是丁谓亲信，事先知悉，秉报了丁谓。生死关头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在刘后的支持下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一举粉碎了政变，诛杀了周怀政。大多数史书都认为寇准没有参与政变，但把持朝政的刘后仍把寇准贬出京城，出知相州，丁谓在与寇准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寇准离开京城时大喊：“丁谓，你也长不了。”
寇准罢相后，丁谓接任，丁谓还被封为晋国公，荣耀到了顶点。同时为相还有李迪。李迪（971年--1047年），字复古。宋真宗迪德二年状元，一生两度官至宰相。虽然宋、丁两人都是宰相，但丁谓大权独揽，诸事一个人说了算。丁谓利用手中权力，依靠宋真宗和刘后对寇准集团进行了清洗，而后又进一步迫害寇准。丁谓上奏宋真宗，建议将寇准贬到更远的地方，宋真宗没同意，只同意将寇准换一个小州。谁知丁谓草拟圣旨时，仍在小州前加上“远”字，李迪与寇准关系不错，当场抗议道：“皇上没讲远”，丁谓反诬李迪篡改圣旨，就这样寇准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境内）。
编辑《西昆酬唱集》的杨亿也是寇准集团的重要成员，太子监国诏书就是杨亿草拟的。杨亿是有几分文人傲骨的，为宋真宗起草诏书不如意常拂袖而去，完全不给皇上面子。谁知政变事败后，丁谓找杨亿谈话，杨亿吓得“便液俱下，面无人色”，那惊惧可是比尿裤子更进一步了，可见丁谓之淫威。
在扳倒寇准以后，李迪与丁谓之间矛盾激化，不过李迪完全不是丁谓的对手。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丁谓又提拔心腹林特为枢密副使，根本不与李迪打招呼。李迪气愤极了，在政事堂办公地方要打丁谓，丁谓敏捷躲开了。咽不下窝囊气的李迪跑至皇上告御状，一口气数落了丁谓诸多罪状，最后来个孤注一掷，要求皇上同时免去自已和丁谓的宰相职务，被闹得心烦意乱、头昏脑涨的宋真宗，索性各打五十大板，把李迪和丁谓两个宰相都给免了：李迪降为郓州知州，丁谓降为河南知府。
在正式赴任前，李迪与丁谓都积极活动，企图东山再起，丁谓又一次完胜李迪。丁谓去找宋真宗表态，不是我故意争执，是李迪怨恨我，我愿留任复职。宋真宗听了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他，礼节性地下令给丁谓“赐坐”。左右搬来墩子，丁谓历声叱责：“皇上有旨，恢复我的职务。”左右只得搬来宰相专用的杌子，有点无奈且一直庇护丁谓的宋真宗默认了。就这样丁谓官复原职，李迪灰溜溜去了郓州。
类似于这样矫诏，丁谓在对付王钦若时同样用过。寇准下台后，王钦若觉得重登宰相宝座机会来了，前去拜见宋真宗。宋真宗病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问：“爱卿，你怎么不去政事堂理事呢？”王钦若答：“皇上，臣已经不是宰相了，怎能到政事堂理事呢？”“那好办，马上送卿入政事堂！”立马有太监带王钦若入政事堂。丁谓岂容他人分享权力，面对这突发情况丁谓面不改色，吩咐手下：“摆酒”。酒酣耳热之后，丁谓微笑说“奉圣旨，于政事堂款待王钦若。”如此轻轻松松将王钦若踢出局。
在取得一连串政治斗争胜利后，丁谓权势熏天，但危险也一步步迫近。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13岁的小皇帝宋仁宗即位，刘娥成了摄政的皇太后。很快，丁谓与刘太后的政冶同盟出现了裂痕，历史再一次上演兔死狗烹的悲剧。首先，在拟定刘娥为摄政皇太后的诏书时，丁谓在“军国事兼皇太后处分”，增以“权”字，也就是太后摄政只是权宜之计。不管丁谓个人品行如何，在维护赵氏王朝这一点依然坚持儒家传统，这无疑冒犯了刘太后，史称“由是太后深恶之，”。其次，朝权独揽的丁谓与妄图名垂有史的摄政太后必然引发矛盾，相权威胁到了皇权，也就是刘太后的权力。再次，在以北方文士为主的宋王朝统治集团中，丁谓的出现绝对是个另类，宋太祖曾有“南人不得为相”遗训，加上丁谓是寇准的死对头，而寇准是北方文士的领军人物，因而当时舆论一面倒地反对丁谓。时有歌谣曰：“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
精明的刘太后不会召回强势的寇准，但牺牲丁谓可以一石二乌，一是换取北方文人集团的支持，二是巩固刘太后好不容易到手的摄政大权。很快机会来了，丁谓以宰相兼任修造宋真宗陵寝的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具体负责。有一个负责风水的官员邢中和建议陵穴挪一下地址，雷允恭同意了并秉报太后。结果证明改变穴址不对，下面尽是地下水。刘太后大怒，派丁谓的副手参知政事王曾前去视察。
王曾（978年—1038年），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咸平五年状元，一生两度为相。王曾趁机揭发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把持朝政，结果是雷允恭、邢中和被杀。丁谓以“交通宦官”罪贬官任西京留守。王曾被历史赋予正面人物，丁谓则为反角，这次王曾搞掉丁谓的事件创造了一个成语“曾除丁谓”，不过很冷僻，现代人几无知晓。
不甘心失败的丁谓，再一次祭起福瑞之类的法宝，指使女道士拿着一只乌龟进宫晋见太后，说乌龟出自丁宅，是太上老君化身，一派胡言乱语，目的是帮助丁谓企图翻盘；岂料刘太后不是宋真宗，此举反而给丁谓惹来了更大麻烦，天圣元年（1023年）七月丁谓再次被贬官为崖州司户参军，崖州在海南，比寇准的雷州更遥远更荒芜；司户参军则是个七品官。丁谓的四个儿子两个弟弟都被殃及，纷纷丢了官。丁谓出事，滿朝文武不是落井下石，就是缄默不语，唯有丁谓另一个副手任中正挺身而出相救，结果也被贬为郓州知州。
淡泊晚年千秋功罪
被贬丁谓前往崖州，路上要经过雷州。寇准表现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计前嫌，派人送去一只整羊。这在身处蛮荒之地旅途中的丁谓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非常感激，希望能见寇准，寇准拒绝了。寇准的家童听说丁谓路过雷州，准备杀死丁谓给寇准报仇。寇准命人锁上大门，在院里摆上酒菜，和家童一起喝酒，直到丁谓走出雷州才放家童出去。这是历史对寇、丁两人关系最后的记载，一句话：说不清理还乱。
初到崖州的丁谓写下了一首诗《到崖州》：“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到京华。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夜听孤猿啼远树，晓看潮浪瘴烟斜。吏人不识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
诗歌极写了崖州的荒芜和偏远，也流露了诗人落寞的心情；常到县衙的不是官吏百姓而是麋鹿，在不足二百户人口的地方又有多少公务呢？这让一生大权在握的丁谓情何以堪。
论落到天涯海角的地方，痛恨丁谓之极的刘太后仍然不放过他，勒令丁谓不得住在县城，丁谓无奈在城东南十五里处择地盖房数间居住，因思念故土，建了“怀远亭”，每天晚上登台遥望长空，瞻拜星斗，至夜分方归。亭前有塘数亩，被称为望天塘。
但是深谙黄老之道的丁谓很快调整了心境，用一种平和淡泊的心态对待人生的不如意。昔日勤政于事的丁谓依然忙碌，史书说他“专事浮屠因果之说，其所著诗并文亦数万言”，“公自迁谪，日赋一诗，号《知命集》。”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之后，丁谓知天命了，在海南天涯海角的秀丽景色里写下了许多诗文，著名的《天香传》就谪居崖州的作品。日赋一诗许多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有两句诗至今令人叹绝：“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既触景生情又隐含机锋。闲叚之余丁谓还当了业余老师，“教人读书为文”，为开启海南文化教育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虽然心态平和，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犹存。在崖州三年后，丁谓又抖了一次机灵。他给寓居洛阳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滿是忏悔自责，感戴朝廷的恩典，还告诫家人守本分不要怨恨一切人。有意思的是丁谓令使者将信送给洛阳太守刘烨转交，而且要等刘烨与僚属开会时送达，刘烨得信后不敢擅为直接送给皇帝。年轻的宋仁宗看了丁谓的家信果然感动，恻隐之心顿起，下旨将丁谓徙往雷州。
从崖州渡海前往雷州的船上，丁谓信笔赋诗：“九万里鹏重出海，一千年鹤再归巢。”句健意清，表达的狂喜心情可与李太白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相媲美。
但是，朝廷并没有让丁谓重出江湖，只是换个条件较好的的谪居地而已。好在丁谓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依然一如继往地恢谐幽黙。宋徽宗时代有个文人范正敏写了一本《遯斋闲览》，记载了丁谓从崖州迁到雷州时与朋友宴会，论及天下地理时说：“海内州郡，何处最为雄盛？唯崖州地望最重。”客人不解问其故，丁谓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也。”这段拿自已开涮的黑色幽默，足见丁谓宠辱不惊的旷达之情。
从宰相高位下台，谪居崖州三年迁到雷州，天圣八年（1030年），丁谓再迁道州（今湖南南部）。明道年间（1033年），在蛮芜之地谪居十年之久的丁谓回到丁中原，被授予秘书监，居于安州，后又迁至光州（今河南潢川）。在经历了十五年的磨难之后，丁谓依然须鬓无斑白；而他的生死冤家寇准在贬官至雷州仅仅一年多后就不幸病故，享年62岁。
景祐四年（1037年），71岁的丁谓走完了他充滿传奇的人生旅程，卒于光州。第二年丁谓的棺椁归葬苏州故里，故乡的山川用宽阔的胸怀接纳了这位飘泊一生又饱受非议的游子。
丁谓死后，几乎所有的正史都把他列为奸佞之徒，当时还将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等五个南方籍大臣合称为“五鬼”。
或许有先见之明，丁谓生前曾在一篇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意思是历史记载并不可靠。悠悠千载，丁谓的一切皆成往事，千秋功罪谁能予以评说？
不管历史如何评价丁谓，故乡的父老乡亲始终以宽厚怀念他。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时任参知政事的丁谓主动从中央请辞，担任故乡的平江军节度使，兼任苏州刺史，曾“为乡里请于朝，特免丁钱”，老百姓十分感激，曾在今钮家巷一带建了“晋公庙”纪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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