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们母校的一些想法

       顾  震

 　
　
    邻居家小女孩上初中了，数学不太好，她父母很着急。我提了个建议：“能否给她买本教学参考书？”问女孩有没有这种参考书，她说同学有，但又说不出书名及从哪里买的。女孩母亲说她去书店问过，书店回答没有。我不相信买不到这种书，当天下午就去“文化市场”，结果在二楼一家书店里找到一本南大出版社出版的初一数学教学辅导读本，仔细看了几节，觉得编得不错，要点、难点讲得很清楚，例题也比较适宜，就买了下来。回到家里，小女孩一看见就高兴地叫：她同学买的就是这本书。小女孩拿了书，欢天喜地地走了，她父母又是道谢，又是诉苦，最后也走了，但我却平静不下来，我在那本书的末页看到一行字：“本书根据南师大附中骨干教师教案编成。”我受到了触动。
    南师大附中，以前叫南京师院附中，即南师附中，我并不陌生，文革前它和我校（在苏州人称师院附中，在省内称为江师附中）、苏高中、扬州中学、无锡一中、常州中学、江阴南箐中学一起，组成江苏省中学的第一梯队。从那本教学参考书来看（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南师大附中目前情况不错，那么，我们的母校，即现在的苏州十中，情况又如何呢？我想，可用一个词来概括：每况愈下！
    我话说得这么重，当然有一定的根据。1999年，我孩子在十中高中毕业，准备高考。记得高考前两个月，我问他情况如何，他愁眉苦脸地说，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来不及做。我让他把作业拿给我看看，结果一看我就火了，那些作业都是一份份考卷，据我所知，当时一些农村的中学（比如木渎中学）将学生集中，住在学校里，采用题海战术进行所谓强化训练，我理解那些农村中学的苦衷，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好办法，一个好好的孩子，可能会给他们教傻，高分低能，解题机器，就是这样养成的！我暗想：“想不到十中已经退化到跟在农村中学屁股后面这地步！”于是我叫我孩子别做那些考卷，自己将学过的知识好好理几遍，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从那些考卷中挑几组题目做一下，做这些题目时要限时间。孩子担心不做考卷老师要骂，我叫他别睬他们，高考了，怎么复习我自己作主。结果我孩子真的没做那些所谓作业，一大捆空白考卷后来跟废品一起处理了。高考结果，我孩子考得不错，他那个班级考得也很好，平均成绩超过本一线，他的班主任为此还得到了提升，皆大欢喜，这件事就放下了。
    过了七年，跟我有点关系的一个男孩又在十中毕业了，据班主任说他成绩在班上属中间偏上，但两次模拟考试成绩都不佳。我和那男孩接触一下，发现他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差，物理准备放弃了，只有英语还不错。我对男孩的母亲表示很不乐观，她不信，说男孩的班主任原来就和她认识，确保她儿子成绩在班上中间偏上。高考结果，那男孩刚过本二线，最后读了一所本三民办大学。
    对这结果我很震惊，这不是因为男孩录取的大学不理想，而是他那班主任的话太吓人！你想，如果班级里中间偏上是这样的水平，那差生该是啥样呢！
    为此我专门找在十中任教的老同学询问，怎么十中的水平跌到如此之低？那老同学说，目前十中的生源不好，另外原八中并到十中来，使十中的总体水平下降不少。
    坦率地说，老同学所讲的我并不以为然。但看他为难的样子，欲言又止，好像有不少难言之处，考虑到他还在十中工作，我也就搁开不谈了。
    时间真快，又是七八年过去了。我想有关我们母校的一些问题，应该同其他问题一样，冷静地、客观地加以思考，激愤出诗人，但我们要的不是诗篇，不是诗人，而是深思熟虑、实事求是的看法。
    第一，我们对我们的母校，现在的苏州十中目前的状况是不甚满意的，并有一些焦虑感，这可能是我们老三届许多同学的共识。
满意不满意，往往要经过比较才能得出结论。那么我们用什么与现在的十中进行比较呢？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我们那时的附中”与现在的十中比，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文革前的附中是现在十中的对比参照系。
    第二，当年的附中是否适宜作为今天的十中的对比参照系呢？
    所谓“文革前”，具体说来就是1960年到1966年六月文革开始这段时间。我们的母校经过解放初期的摸索与磨合，又经过大跃进时代的狂热与荒唐，到这个时间段，开始冷静下来，比较专注地探索如何办好中学教育，这是从解放到文革十七年间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时间段也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摸索期，我和我的同届同学1960年九月进入附中，我们的班级叫试一（1）班，而不叫初一（1）班。六年时间，附中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在教改中下了很多功夫，进行了不少尝试。
    这个时间段又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阶段。文革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最高权威断言，十七年来我国的文化较育艺术领域被一条修正主义黑线所统治，所以，对这个阶段的一切，我们除了批判，还敢想什么呢！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大家好像一切都要重起炉灶，也没人对这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进行分析和研究，更谈不上总结和借鉴了。近年来，开始出现不少回忆这个时间段的文章，但大都是怀旧的，真正客观地、冷静地分析评价当时的是非得失的文章可能还不多，至少我还没看见多少。
    在经济领域，我们从以前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文革前可借鉴参考的经验可能不多，教育领域情况不同，文革前我们所做的大量工作，为什么不能总结借鉴呢？那怕当时的失误，我想也可作为教训来告诫后人。
    近来一些高干子女，老红卫兵如陈小鲁、宋彬彬等纷纷对自己的中学老师表示道歉，这似乎是应当的，做了损害别人的事，起码要说一声“对不起！”吧。但我在想，如果陈小鲁们进一步同他们的老师们一起，对当年进行的教改活动回顾总结，并对现在的教育改革有所建言，可能对他们年迈的老师们安慰更大，那些一生坎坷的老师们如能看到他们辛勤的劳动、他们的探索能成为后人前进的起点，这可能是他们离世前最大的心愿。
    我很感慨，我们已经这个年龄了，我们的老师都已高寿，有不少已经不在了。现在我们在，那个时间段的情况还有人知晓，再过若干年，我们也不在了，那这个阶段的历史不就没人了解了吗？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将文革前的附中作为当今十中的对比参照系，这倒不是对现在的十中施压，而是希望借此机会对1960年至1966年附中的教育活动及教改情况进行回顾梳理总结，进行一定的分析评价，但求对现在的中学教改有所帮助。
    第三，文革前的附中有哪些值得记取的成绩和经验，又有哪些可以引以为戒的教训？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及产生这些失误的原因何在呢？
    我个人认为，可将1960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我校的陈惠珍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书面发言）作为我们学校逐步脱离大跃进时代的分界线。65届同学和我们老三届同学是那个特定时间段的亲身经历者。
    这六年时间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从1960年到1961年中，此时学校还带有不少大跃进的痕迹，比如，我们进附中第一年，用的数学课本不叫“数学”，也不叫“代数”，叫“初等函数”，据说当时提出要用函数论统一数学各分支，我们的数学课本、语文课本都是学校自己编的（勇气可嘉！），最出人意料的是初一数学课（任课教师是陈惠珍老师）突然停下正常内容，教了我们几节“行列式”，包括二阶、三阶行列式的解法，我们真是莫名其妙，只能靠死记硬背记下来，但以后又不再提起了。过了二十多年，我才搞清，行列式是线性代数中的内容，依稀记得，六十年代初，报上喧闹过一阵“线性规划”，我们突然学行列式可能与此有关。第二段从1961年中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1960年底，我校师生和全国城市居民一样开始挨饿了，西花园的草地及仙鹤草坪都被开垦出来种山芋及青菜。饿肚子的日子不好过，我校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过去，以后的教育活动越来越趋于理性。
    谈到当时的教育方针，教改指导方针，提法比较多，我觉得我们学校在两个方向比较着力下工夫：一条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不做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当时没人提一切为了升学率，说真的，也没人敢这样提）；另一条是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两条，大体上是不错的，如果说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应提“着重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还难，但要创新首先就要能提出问题。
    不过这已超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了，当时的理念是：提出问题是领导的事。
    附中在这个时间段的教育活动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我们都是当事人，所以还要声明一下，我们今天回顾这些，决不是为了炫耀（我们都已这个年纪了，如果还说不上心如止水，至少对这些名利之类的东西比较淡泊了），而是为了总结这个阶段的得失，但是如果因此而使我们的老师们得到欢愉，那倒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65届同学夏启伟，1965年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数学通报》是当时一份全国性的学术期刊，一个高中生，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实在是不多见的。夏启伟同学我认识，那篇论文我看过。
    无独有偶，七十年代后期，66届高三（3）班周生春同学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李白与碎叶”，这是文科内容，时间也过去了十多年，但由于文革的原因，周生春同学此时的学历仍是附中高中毕业。我和周生春同学在农村里住一个房间，我了解这一切。
    附中同学文学创作的胆子很大，我班有同学早在初中就在周记中写小说（连载）；65届蒋雷同学创作了一部诗剧（请注意，不是话剧，是诗剧，剧中所有的对白都是诗句），并由他班里同学排练后在附中大礼堂演出了。
    1963年或1964年，苏州中学界举行一次书法比赛，附中得了不少奖，记得有一位女同学（抱歉，我记不起她的姓名了，好像是初二的，比我小二级）写的中楷太好了，简直跟字帖一样。不要小看这次比赛，担任评委的都是当时苏州有名的书法家，如张辛稼、蒋吟秋等，发奖仪式后，蒋吟秋作了一个书法讲座。
    也是在1963年，苏州中学界举行外语朗诵比赛，我校65届两位女同学王桂芳及陈家缨分别夺得英语组及俄语组的第一名。
    对体育我要多说几句，这倒不是我自己比较喜欢体育，而是与过分崇拜美国的人相反，我认为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压过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只有体育中国不如美国（希望以后我有机会专门谈这个问题），附中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附中在以童英可老师为首的体育教研组指导下，确立“以田径为基础，以排球为特色”的方针，逐步取得了苏州中学界的体育霸主地位。1965年我校取得苏州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初中男女，高中男女四个总分第一，我们的排球队几乎打遍苏城无敌手（大鸿运同学聚会时，徐钧康同学问我认不认识他了，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大康呢！排球场上大康的扣球，吴天奇的二传，戴荣林的吊球已成为经典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1966年附中田径队与江苏师院田径队进行一次对抗赛，结果附中以较大的优势取胜。当时我的感觉是：“啊！江苏师院怎么这样差劲，还不如附中！”现在想想，不是江苏师院太差，而是附中水平确实不低。
    我们附中同学不是书呆子，每天下午体育锻炼时间，东操场上热气腾腾，都是一圈圆托排球的同学。
    我们附中的运动员也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草包，高三（3）班陶诒怡、赵有仪、谢林雄、尤文昭、高快速等几位女同学，几乎把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包揽下来了。我和她们开玩笑，说她们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她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1964年我去南京五台山体育场集训，准备参加全国少年田径运动会，省体委安排我们在南京四中借读，四中的老师以为我们运动员学习成绩都比较差，言谈中难免有所流露，我很恼怒（少年气盛！），结果期末考试（我们借读了1—2个月，后来就放暑假了）大概所有的科目我都考了第一，好几门考了满分。说真的，这没什么值得吹嘘的，南京四中比附中差得多，我就是讨厌别人说我们运动员是不学无术的草包。
    最后说一下升学率。1963年附中的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五十左右，1964年附中没学生参加高考（64级是五年一贯制试点班，63年就参加高考了），1965年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四十九点几，这几年和苏高中始终在伯仲之间。
    说到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除了指导方针比较明确外，我有两点感觉比较强烈。
    一，当时学校的领导、老师从来不把我们当作小孩，而总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在附中六年（文革期间就不算了），从来没听说过要开家长会之类的事，我和我两个妹妹都在附中读书，可我母亲没来过附中。现在想想，这条很重要，教育的对象，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首先需要尊重学生，平等对待之。有什么话对学生直说，有什么设想直接和学生商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学生也要开家长会了，这真是败招！没听到我们的孩子一直在抱怨：“我长不大了！”（我孩子就抱怨过，我自己觉得还是很开明的。）
    二，当时的老师尽心尽力，言传身教。附中的老师都很敬业，我们同学对此可以讲出太多的事例，下面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钱振邦老师是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初一时，为了使我们的写作能力尽快过关，一学期我们要写二十篇命题作文，还要写二十篇周记（作文要求在两节课课堂上完成，不准拖卷，周记则在课外完成）这是很重的负担，但我们注意到，钱老师每星期要批改四十五篇作文，四十五篇周记，每篇都有眉批、评语，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可他从来没拖延过，甚至他那独特的圆滚滚的红钢笔字，也没一笔是潦草的。我有时真的分不清，我们是从钱老师那里学语文知识，还是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季仲辉老师高一教我们物理，高一物理学的是牛顿力学，一般认为比较难。我注意到季老师的备课笔记特别厚，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他对上课的准备真是太充分了，所有的话都讲到点子上，听了他的课，我才理解什么叫“融会贯通”。季老师当时还是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青年教师，可知，有时真的“有志不在年高”！
    在我印象中，附中这个阶段教学中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折腾还是太多。虽然这个时间段属于文革前相对稳定阶段，但折腾仍然不少，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过来人都清楚。
    二，教育联系实践是很正确的，但如果把实践限制在生产活动，那就有点偏了，再把生产活动限制在体力劳动，那就有失偏废了，那时附中的体力劳动好像有点过量了，比如一年两次的下乡劳动。
    不过我认为多一点体力劳动不一定是坏事，现在的孩子最好多一点劳动。
三，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用政治教育完全代替了道德教育。现在看来，这不仅是不妥的，而且教育结果也不一定理想。
    第四，我们希望我们的母校成为什么样的学校呢？
    精英学校！我们的母校应该成为一所精英学校，最好像英国伊顿公学那样的精英学校！
请不要认为这是异想天开，更不要认为这是搞笑！
    我们的母校一直是一所精英学校，不信请看校园里红楼南边所陈列的那些显赫的校友介绍，充分证明过去这是一所精英学校。过去是，为什么现在就不是？为什么现在不是，连将来会是都不敢想象！追忆过去是重要的，这能使人增添自豪，但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拼搏，去延续、以至扩大昔日的辉煌。
    我校有很好的传统，有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学校的范例，王纪玉老校长就是！
现在国家也需要精英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的人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才基数增加得很快，但高端人才仍然稀缺，不是到现在还没人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吗？
    把学校办成精英学校，比光提高升学率难。关键要形成一个好的校风，要把我校过去留下的好传统与新的经验揉合起来，能调动所有老师及同学的积极性，如能做到这一步，那就有希望了。然而这真要把它当成毕生事业来办。
    虽然我很小心，但估计还会有人对我所写的不高兴，更会有人怪我多管闲事！确实，我是多管闲事。我和我两个妹妹的孩子，早在十多年前就中学毕业了，我们都还没有第三代，坦率地说，那怕有了第三代，以后读十中的可能性也很小，这不是多管闲事吗？但是，人就一定要这么实用主义吗？世故就这么重要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家与这所学校有着不浅的关系：我祖母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她的校长是王谢长达老夫人；我姑母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她的校长是王纪玉；我和两个妹妹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们的校长是徐天放；我儿子及外甥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外甥女初中在十中读，后来转到一中，在一中毕业，我家四代都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中华民族要复兴，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希望，可能也是历史的机遇，但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思想这么乱（恕我直言），利益诉求这么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确实太难了！中华民族要复兴，教育是一个主要的支撑点。
    从大的方面看，符合民族复兴的需求，从历史回望说，继承学校先辈的传统，从周围四面听，肩负校友同仁的期望，我真心希望十中的领导老师立下大志向，开创十中的新局面，但愿我们的母校尽快迎来一个新高峰！真有那么一天，则故去的各位老校长，为学校奉献毕生精力的各位先师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我们在世的校友，会衷心感谢，无比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