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生活 •8•

话说苏州话

苏州大学 石汝杰

    作为吴语的代表方言,苏州话是苏州人口中的活的语言,是苏州地方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承载者,社会和生活都离不开它。在苏州生活,不能不会说苏州话,但苏州话也在变化中。

春秋至今苏州话一直在变化

    从春秋时代,就有吴和吴国的名称。当地方言叫做吴语,是从地名来的。六朝时,吴声歌曲中的“我”就用“侬”,直到现在,“侬”还留存在苏州郊县一些老农口中(但变为“奴”了)。但明清时代的吴语总的来说和现代方言差距还很大。而从明代留存下来的小说、传奇、弹词、民歌、笑话等文献看,吴语面貌则与现代的苏州方言较接近。如冯梦龙编的《山歌》,就几乎完全是用吴语的。

    到了清代,方言文献总量大增,成段成篇使用方言的很多。如清初的白话小说《豆棚闲话》第10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里清客的话:

    我哩个生意,弗论高低,侪好同坐。得子时,就要充个豪杰;弗得时,囫囵是个臭侷。(我们的生意,不论高低,都可以同坐。得意时就要充个好汉,落魄时整个儿是个下三烂。)

    其中的“我哩(我们)、个(的)、侪(都)”等方言词,多数能在现代方言里找到。

    到清末,现代化印刷业发展起来,出现了著名的长篇苏白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九尾狐》、《海天鸿雪记》等。《海上花列传》第一回中有:

    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哚陆里?”(你妈好吗?跟你一起来了没有?住在哪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娒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我住在宝善街悦来客栈。妈没有来,说[让我]跟舅舅请安。)

    其中“爆眼睛、娘舅、阿、阿曾、一淘、来哚、陆里、无娒、勿曾、搭”等都是吴语,和现代苏州话区别不大了。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敬谦语使用得当,是现代人应该学习的。

    除了北京话、广州话外,有如此大量文献的汉语方言是不多的。这些都是显示苏州地方文化深厚渊源的瑰宝。

发展越快苏州话越“不标准”

    历史上,苏州话是长江三角洲最发达、最有文化底蕴的方言,直到20世纪初,发展还比上海话快,对上海话的影响也很大。但清末的苏白小说,却大多是在上海出版的。

    现在,苏州方言的变化速度虽然没有上海话那么快了,但也是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最近30多年发生了许多新情况。如“焦、千、西”本来的声母是“z()c()s()”,和“浇、牵、希”不同音,现在年轻人的发音变得同音了。“丘、油、球”和“圈、圆、拳”同音的现象也已经成为主流了。从前认为咬得不“准”的发音,如“我吃(七)点钟要搭晓(小)几(姊)妹一淘去听香(相)声”,现在可以说满街都是了。也许,若干年后,这种“不标准”的苏州话,却反而变成“标准”了。

    有些人觉得可惜,说苏州话被“破坏”了,不“标准”了。而语言的演变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在现代,过去长年不变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普通话在教育、广播电视等方面的全方位普及,极大地影响着方言的发展轨迹,从各地进来的语言要素,也多少会产生一些影响。因此,越是发达的大城市,其生活状态和人流的变化越大,语言的变化也越迅速,这是社会生活和时代变化使然的。我们不能抱着九斤老太的心理看待事物的变化,一味反对,只能顺应潮流,引导其健康发展。

“吴侬软语”为什么这样“软”

    被称为“吴侬软语”的苏州话,跟周围的吴语比较,为什么一直特别的“软”?这主要表现在发音上。一是有一些特别的音,如“包、老、告”[?]和“蔡、矮、街”的韵母,很有包孕,给人软的感觉。二是声调的类型特别,如“照、瘦、冻”(去声)的声调,先下降然后略升,是曲折的,听起来就比直降调的发音“软”。此外,多字组合时,声调的变化较多,如“好人”“九胜巷”,都是先降后升;弯曲调的“瘦”和“替”,在组合成“瘦小、替身”等词时,又读成高平调;而且,这些组合还有吐字轻重的分别,一般是前一字重,后一字轻,节奏感明显,也强化了“软”的音乐感。

    苏州人的一些表达方式也是常为人常津津乐道的,如吵架起来也婉转得多:“阿要拨倷记耳光搭搭!”要翻译成普通话,得说“给你一个耳光尝尝,好吗?” 这样的温良,岂能不软!在长江三角洲很大的区域里还流传着“宁可跟苏州人相骂,也不愿跟某地人白话”的俗谚,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外地人对苏州话“软”、“嗲”的感受。

传统文化离不开方言表达

    方言和普通话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普通话就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又吸取了各种方言的乳汁才丰富起来的。我们要努力学好普通话,但同时也要重视自己方言里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方言是各地文化、风俗更为直接、细致的记录。可以说,方言是地方文化的第一载体,很多民俗习惯,都有特殊的方言词语来表示。

    如关于“筷子”。明代中叶太仓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一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以‘箸’为‘快儿’。……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这一记录告诉我们“筷”的来历,在明代还用“箸”(现在只作为语言化石存在于“筷箸笼”中),民间为了避讳(箸,与“住”同音),改称为“快”(后来才加上“竹”头的)。作者还嘲笑读书人也“犯俗”了。说明当时“筷”的说法已相当普遍了。

    又如清人顾禄的《清嘉录》,是记录吴地风俗的专著,各种风俗都有对应的方言词汇。如“请客风”,是指农历二月八日前后必有的风雨;“木犀蒸”,指秋季桂花开放时的燠热天气,反映了本地气候的特征;送“冬至盘”和过“冬至夜”,记录吴郡人最重冬至节,冬至前亲朋间各以食物相馈,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至于“烧松盆”,指除夕“人家各于门首架松柴成井字形齐屋,举火焚之,烟焰烛天,烂如霞布”,所记录的当时的民俗活动,都离不开特定方言的表达。

    方言还能很形象地再现历史上的当地出品,如清代《桐桥倚棹录》,苏州的“满汉大菜及汤炒小吃”中,有烧小猪、红炖肉、木犀肉、酒焖蹱、硝盐蹱、风鱼蹱、绉纱蹱、熝火蹱、蜜炙火蹱、熝火腿、熝火爪、煠排骨、煠紫盖、煠八块、汤着甲、黄焖着甲、斑鱼汤、蟹粉汤、炒蟹斑、汤蟹斑、鱼翅蟹粉、炒肫干、煠肫干、烂脚鱼、出骨脚鱼、生爆脚鱼、面筋、拌胡菜、口蘑细汤等。其中的“蹱”指猪蹄,“脚鱼”今写作“甲鱼”,“熝”(方音“笃”)、“煠”(方音“闸”)都是烹调方法。这些留在纸上的方言,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实态。

    民间曲艺也是借助于方言产生和发展的,如昆曲。虽然不能否认在流行音乐和现代传播手段冲击下,一些方言曲艺面临濒危,但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语言和现代的方言口语差别太大,以致听众难以亲近。相比之下,苏州评弹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样迫切的危险,因为其艺术语言和现代苏州方言基本相同,容易为广大的百姓接受,还拥有大量的忠实听众,一些著名的曲目反复演出,照样能引人入胜,百听不厌。这也提示我们,如果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注意给方言留下适当的空间,很多有相当艺术价值的地方戏曲,就还不至于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

会说“双语”才是全面发展

    现在,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同时,许多年轻人,包括中小学生,却不会熟练地说自己的方言了。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方言不仅是地方文化的负载者,更是汉语历史的活化石,是语言的宝库。苏州话里保存了大量古汉语的成分,如站说“立”、藏东西叫“囥”(音抗)、端(凳子)说“掇”(音得)、腿叫“髈”(音近胖,上声)、浮叫“氽”、油炸也叫“氽”、睡一觉说“睏一寣”(寣音忽)等。如果这些方言都从我们的口中消失了,那么读含有这些词汇的浅近的明清白话小说,也会被认为是“天书”而读不懂,而轻易虚掷了先人留下的财富。

    苏州方言还保留着古代的浊声母,如“定”是浊声母,“订”是清声母。这对于学习外语是极为有利的条件,能很准确地读出英语的pit(坑)和bid(请求,出牌),不会像北方人那样,把bidding(bid的变化形式)读成“毕订”。

    所以,我们既要重视普通话的推广,特别是发音标准、用词准确、语法无误的普通话,也要培养孩子们具有普通话和方言“双语”的能力,这比学一些英语更为要紧。这既是保护方言、继承地方文化传统的有效措施,也是开发少年儿童智力的重要手段。

    好在苏州全社会已重视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苏州电视台播出的《天天山海经》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就是一个证据。这是健康的倾向。作为苏州人,我们举双手赞成。

  (发表于20051028日《姑苏晚报》B16版,与发表的文本略有不同。)

(责任编辑: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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