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历程 珍藏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繁荣而成长的，也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尤其是亲身参加了那场由于毛泽东错误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十年动乱”我们记取了许多深刻的教训。然而还有一段经历我们一直难以忘怀，这就是1966年10月我们江苏师院附中高二（1）班的8位同学步行赴北京，时光虽已流逝过三十八年多，但步行赴京的一些情景仍历历在目。当年的“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之一，它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我国的建设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众所周知这早已被历史所否定。但在“文革”开始时，我们还是中学生，恰好是血气方刚而又积极要求进步的年纪，我们怀着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怀革命激情，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响应中央号召加入了“大串连”的行列，也是响应中央号召走上了步行赴北京之路，因为我们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民族传统文化，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无法舍弃也无法选择的。

在50天的步行赴北京路程中，可以说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锻炼，为我们以后的人生之路——勤奋敬业工作，兢兢业业做事，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也可以说是奠定了一定的精神基础。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话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正是有了一点精神，我们才会坚定不移地步行走完了2700多里路，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正如丁玄同同学所说，“这段经历是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就有一种自豪感。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即将步入老年，同学相聚，大家更加怀念年轻时代的往事，几位同学一再鼓励我们要把这段步行赴北京的50天经历写出来。在步行途中，由张密同学每天记写了我们长征队日记，袁以新同学一直较好保存着，另外丁玄同和沈达如同学也写了日记。现根据这三部日记和大家的回忆写出这段经历，主要是想慰藉同学们对往事思念，是想使我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小康生活。

10月，我们母校——江苏师院附中的大部分同学已纷纷离校加入大串连行列，高二（1）班的袁以新、张密、丁玄同、马文秀、钱亮亮、徐方六位男同学和蔡瑞芳、沈达如两位女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商量，组成了赴北京长征队，受《人民日报》文章影响，我们就起名为“向太阳长征队”，自制了队旗，上书“长征”两个大字。又经过二、三天紧张的准备，各自回家说服了父母， 于10月26日正式出发。出发当天我们在学校教学大楼的三楼生物实验室举行了宣誓仪式，张志琳同学为我们送行。“上午九时，我们八个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前，在我们庄严的队旗下宣了誓，表示了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钢铁决心，立下了 ‘不到北京非好汉’的誓言。”（本文中带引号部分如未注明的均摘自张密同学写我们赴北京长征队日记）

我们“向太阳”长征队步行走过了2700多里，仅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十分之一，当然更不能与红军长征途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要经过激烈战斗流血牺牲才能前进，又经历翻雪山、过草地这样的艰难险阻相提并论，然而我们8位同学当时还是不到20岁的中学生，从未长时间离开过苏州，出过远门，一直是从家门到校门，平时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当时一下从苏州徒步走到北京，现在回想起这段历程感到确实不容易，在步行的50天中可以说我们也吃了不少苦，经受了一定的锻炼考验。

第一是饱经步行的苦累。在刚开始步行时虽然我们平均每天行走30公里左右，但以前从未连续不断地整天步行，所以一天步行下来，首先是感觉累，其次是双脚肿胀疼痛，在开始的一阶段中，每天行军后，几乎每个同学脚上都起了水泡，尤其是钱亮亮同学每天都起泡，晚上挑了，明天又起。离苏时我们都带了针线，晚上睡觉前用针穿上头发从水泡中穿过，让水慢慢流出，早上起身时水泡基本干瘪，但第二天走路时仍有痛感，而且到晚上又有了新的水泡，直到十几天后，大家脚上都起了老茧，就再也不起水泡了，那时的步行就仿佛是双脚在机械运动，也可以说是个个练就了铁脚板，平均行走速度约每小时5公里，最快曾达到每小时6 公里。

但长距离行走，仍是异常劳累，况且我们是负重前进，俗话说“百步无轻担”，每人都背着较重的背包，有棉被、棉毯、衣服和随身用品等，还有一台幻灯机，幻灯机主要是由张密和丁玄同两位同学背负。记得离苏后的第12天，从盐城到阜宁我们是赶的夜路，第二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详细记录：“晚上7时二十分走上盐城——阜宁公路，经过一夜，到今天早上九时到达了阜宁县城，历时十四小时，路程计五十五公里。前半夜，大家走得不累，午夜12时在上冈一个收购站歇了一会，收购站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把我们从街上请到房子里，倒了热水，还硬留我们住下。为了要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我们没有留下，坚决走下去。后半夜，越走越冷，越走越瞌睡，腿也吃力了，但是大家不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唱革命歌曲，振奋精神，战胜瞌睡。当东方发白，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终于走完了四十多公里。接近阜宁县的十五公里，是最艰苦的一段路程。大家走了一夜，非常疲劳了，但我们下定决心，走下去，走到底。” 对这次夜行军的疲劳艰辛，沈达如同学在最近的回忆文章中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我是在半睡眠状态中走过来的，竟然还做了梦，就是这一次，脚肿了，以后走路就一瘸一拐的。”这也确实是我们8个人当时经历感受的真实写照。

一路上除了乘船过长江、渡苏北潮河（又名灌河）、跨黄河外，大家再苦再累也坚持徒步行进。在即将到达北京的那天，自通县到北京建国门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旁开过都停下，汽车驾驶员从车上跳下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车，但我们仍婉言谢绝坚持走到底。后来许多人都笑我们傻，回想起来也真有意思。

第二是忍受气候的寒冷。离开苏州时正值深秋季节，气候适宜，不冷也不热，我们起先共带了4条棉被、2条毯子，后到盐城考虑要减少负担，轻装上路，因为我们还带着幻灯机等宣传工具，每人也有不少棉衣等物品，就把两条棉被寄回到钱亮亮同学的老家。随着向北的推进，季节也进入了冬季，气候一天比一天寒冷，那时我们身上穿着的只是些绒衣绒裤，远不能与现在的羽绒衣相比，脚上是胶鞋，北方的严寒气候使我们着实领略了路途中北国的刺骨寒风和夜间不时被冻醒的滋味，尤其是冷空气到来之际。在张密同学记的队日记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记载：

11月13日：今天一早起来，就刮起了东北大风，雨停了，我们顶着7~9级大风走了三十八公里，

11月20日：今天是踏上征途第三次艰苦的行军。一早就刮起了七、八级北风，大风夹着沙子扑面吹来，加上气温低，行军有很大的阻力，迈步困难。但是我们高举红旗，顶着大风，冒着寒冷，一上午就走了二十三公里。下午进入了沂蒙山区，北风仍旧刮着，再加上翻山越岭，比上午更艰苦，但大家用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舞自己，从中汲取了最大的力量，增强了千百倍信心，又穷追猛赶走了二十公里，超过三、四队比我们早出发的长征队。四点半到达青驼庄，这时，风更大，天更冷了，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教导：“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再走下去，又走出了艰苦的四公里，到达一个庄子。

11月24日：下午刮起了七级大风，刹时天昏地暗，沙土满天弥漫，周围的山岭也隐约不清。我们顶着风走了一个多小时。

以上记录是11月份的情况，日记中有记载的最冷的一天是11月30日，达到零下9度，12月份后进入严冬，天气更加寒冷，由于这部分我们的队日记现已不全，已看不到当时的真情写实，但仍记得我们一路上顶着呼啸的北风前进，全身都感觉冰冷的情景。晚上住宿，当时为了“尽最大可能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少住接待站，这样可以更多、更深入地接触贫下中农，深入老根据地了解阶级斗争革命史”，我们有21个夜晚住到沿途农村大队或农户家中。许多乡村农民非常热情，借棉被、棉大衣给我们，但不少地方当时仍十分贫穷，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帮助，况且步行经过的学生也较多，我们就在柴铺上或土坑上睡觉，一条棉被给2位女同学使用，另一条棉被和2条毯子6 位男生合盖，并不宽大的被、毯总不能把大家盖得严严实实，我们尽管把衣服也都盖上，感觉也还是冷。记得12月在河北省的某一天夜里大家几次被冻醒，到下半夜实在睡不下去，大家就起来找了一些柴草，点燃了火堆围着烤火等天明。

好在那年我们步行途中，晴到多云天气居多，雨天较少，仅遭遇到两个半天下雨，到北京后才有过大雪纷飞，而且北方是干冷气候，所以白天在路上行军时只要没有凛冽刺骨的寒风，感觉也还不到寒不可忍的地步。

第三是经受餐饮的艰难。从网上可以查到1966年年底大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我们没有去那几个革命圣地，自然也没有粮食短缺以致解放军空投救急的经历。然而在步行赴北京的路途中，我们也因不能按时就餐遭遇过饥饿的折磨。由于向北的一路上的乡镇远不像江南鱼米之乡那样密集，本来步行体力消耗已很大，饭量大增，但经常到了吃饭时间，到不了集镇，找不到饭店，有时真有“饥肠咕噜响不停，步履维艰路难行”的感受。沈达如同学的回忆描述了这样两次经历：“在苏北，是否是响水，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那里条件很差，记得买了8碗青菜豆腐，只给了我们7碗。我们也就凑合了。”“在山东一个小店，账房先生带着瓜皮帽，坐在高高的柜台后，我们买的面条，就是清水煮面，不要说调料，连盐都没有，被我们称之为‘黑店’”。丁玄同同学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年12月7日即将到达天津那天的中午没吃到午饭的情况：中午“到了高庄，这儿实际上没有什么庄，我们想在这儿吃中饭的，但是店里饭已完了，没法子，我们吃了一碗汤，就继续赶路了”。有几次住在农村大队的晚上，尽管走了一天已非常劳累，我们还自己购买大米、山芋烧煮晚饭，倒也吃得很香。

在家时我们的主食一直是米饭，在步行途中，随着向北行进，一日三餐的主食中，大米越来越少，山芋、玉米、小米等逐渐增多，在家吃惯了大米，一日三餐以杂粮为主就多有不惯。在山东、河北我们吃到了小米粥、窝窝头和煎饼，窝窝头有用山芋粉或玉米粉分别制作的，也有用这两种粉掺和做成的，且制作都很粗糙，山芋窝窝头的吃口相对好些，而玉米窝窝头刚上口时，感觉还可以，多吃后就难以下咽，这与现今一些宴会为了调节口味和增进保健而摆上桌面的精心制作的杂粮点心，其味道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好在我们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期间的艰苦，再加每天辛劳食欲饭量大增，经常也就是饥不择食了。当年我们吃到的煎饼基本也是用山芋粉、玉米粉做成，很少有面粉做的，当地农民一次烘烤做成很多煎饼，而且很薄，折叠后放在木箱里慢慢吃。我们吃时感觉吃口尚可，但很硬，真需要坚韧的牙齿才能对付，而现在这煎饼经精心烤制精美包装后作为一种土特产销往各地成了受欢迎的食品。

由于在步行路途饮食无规律，营养不良，加上一些地方卫生条件差，以致在山东垛庄和孟良固时，马文秀拉了肚子并伴有便血，在山东博山时丁玄同病了一天半，犯了肠胃炎，半夜里还呕吐了。在天津时钱亮亮同学生病了，专门去天津白求恩医院诊治后，仍不见好，后商量决定张密留下陪他继续医治休养，其他六位同学先行出发赴京，3天后他俩才赶到北京与我们会合。

这里要说明的是，并非有的人所说那样，红卫兵大串连，一路都是吃住招待所，吃饭不要钱，我们一路上中午一般在路边饭店就餐，早晚饭大部分是在农民家中吃，我们都坚持支付了饭钱和粮票，这在今天可能也不被人所理解。

在此，特别需要称道的是我们长征队中的沈达如和蔡瑞芳2 位女同学。她俩个子也较矮小，路上有的老乡甚至误以为她们还是小学生，但她们和其他男同学一起走完了全程，从不掉队，一起渡过了这5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历程。我们的队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女同学走得很顽强，我们快，她们也快，一步也没有拖下，她们背的东西也和我们相差不多。”丁玄同的11月1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天下午两个女同学蔡瑞芳和沈达如先走了(其他人在如皋中学印毛主席语录)，我们大概晚走了半个钟头，结果到天黑才赶上。”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令我们由衷地钦佩。说老实话，当时我们几个男同学什么也不懂，一路上没有也不会给她俩以照顾，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感到惭愧。

社 会 实 践

    1966年，我们步行赴北京，为了早日见到毛主席，选择了一条路程较短的线路，但一路上少的是大城市，多的是仍很贫穷的农村，更没有风光秀丽的旅游景点，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不会也不敢去游山玩水，应该说我们化了50天才到北京，走得也不快，这是因为路途中我们并没有单纯赶路，为了接触社会，接受锻炼，还进行了以下几项社会实践活动，这也是现代年轻人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发起的全歼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的孟良固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粉碎国民党在山东重点进攻的一次重大战役。我们从临沂向北走的第二天就到了孟良固山下的垛庄住宿，当然不会放弃去这一胜利遗址瞻仰的机会，况且我们阅读过《红日》长篇小说，也观看过根据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因此“一早起来，吃了早饭，就去爬孟良固和大崮顶，这是当年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新编）七十四师的战场。我们在大山顶上，尽情朗诵毛主席的诗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站在山顶的巨石上，放眼山下，祖国的江山无比壮丽，抬头望去，是蓝天寥廓，激起了我们对为人民解放事业英雄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无比崇敬。” 击毙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山洞实际是在比孟良固更高的大崮顶上，我们也到了这一山洞口，但山洞已被泥所堆没，洞口清晰可辨，却再不见当年激战的痕迹。